幻觉的心理本源与自我消解
利维坦按：霍夫曼在《LSD，我那惹事生非的孩子》的第二章中记载了关于动物实验的相关实例和讨论，小鼠在药效下表现为运动失调和舔毛行为，蜘蛛会结起跟平常不一样的蜘蛛网，作为高级动物的代表，猫除了会毛发竖立和流涎，还会焦虑地凝视空中，被视为视幻效应存在的证据，因此难以确定低等动物所表现出的精神效应。
但是在人的身上，LSD所产生的精神效应极为强烈。在首位对其进行自体实验的精神病学家斯托尔的实验记录中，斯托尔的旅程出现了明显的差时症与认知失真，但最为主要的是，他“感到像是被母爱所保护和拥抱，感到平安”。
相比于镇静型药物更像是在掩盖病人的问题和心理冲突，致幻药则会使问题更加暴力和更强烈地被体验，因为对于病患而言，这可能依旧是一种较为激进的治疗方式。斯托尔也在实验后的一段时间内感受到抑郁情绪的加深，在他自己看来这是实验的副作用。因此即便脱离了法律规定相关的语境，LSD在心理治疗方面的功效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文/Philip Gerrans
译/Amps
校对/兔子的凌波微步
原文/aeon.co/essays/psychedelics-work-by-violating-our-models-of-self-and-the-world
本文基于创作共用协议（BY-NC），由Amps在利维坦发布
2014年，哥伦比亚昆迪纳马卡省的拉卡莱拉，一个用到死藤水的传统身心治疗仪式上的参与者们。摄影：Eitan Abramovich/AFP/Getty
迷幻药正在促成精神病学研究的复兴。在半个世纪的沉寂之后，研究者们正再次对裸盖菇素（“致幻蘑菇”）和致幻药物LSD的治疗裨益进行着研究，嬉皮们开始严肃对待这件事。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迷幻药的服用体验真的具有改变能力，尤其是对于遭受着难以消除的焦虑、抑郁和癖瘾困扰的人们。2016年，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癖嗜研究精英中心的医疗主任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s）告诉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单剂量的一种药物就能够产生这种显著和持久的效果，这在精神病学上是前所未有的。”
这些药物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迷幻药可靠地诱发了一种被称为“自我消解”（ego dissolution）的异常意识状态。这个词语的创造，远在当代神经科学的方法可被利用之前，以描述自我超越的兴奋状态：它是一种感觉，在这个感觉里，头脑被置于和万物更加直接且紧密的联系之中，产生了一种深邃的连接与无垠之感。
所有的这些是如何帮助那些长期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们的呢？事实是没有人完全了解迷幻药疗法的效用原理。有些人提到了对于大脑的认知缺乏，但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实际上，迷幻药相关的神经化学已有可观发展。大脑中5-羟色胺受体的一个特定类型促成了一连串复杂的电化学信号传递，它与这些药物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但我们尚未真正了解的，是大脑与自我，及自我领域之间更为复杂的关系。成为一个人的主观体验从何而来，以及它是如何与造就我们的无知觉物质产生关联的？
图源：Dribbble
于此，我们在医学上遇到了最后一块形而上的未知领域。有些人认为自我是一个实际存在的实体或现象，通过正在逐渐向我们呈现本质的神经系统程序来实现。另外有人说，认知科学确证了东西方哲学家之间的争论，自我并不存在。好消息是揭开迷幻药疗法的奥秘，或许是彻底解决争议的一个潜在方式。
自人们开始思索自身存在以来，便一直在争论自我等本质问题。不难发现，近代关于自我人格的神经科学理论起源于古老的哲学论题。例如，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主张自我是一个非物质的精神存在，我们以思维和知觉的方式接触到了它的交替更迭。他认为这个永久性自我的存在，是传承自我们的经验体会的唯一确凿之物（否则不具可靠性）。
为数不多的神经科学家依旧相信一种无形的精神存在。此外还有很多人赞同笛卡尔的观点，主张意识体验包括觉察到一个“具有思想的事物”：自我。存在着一种新兴的一致性观点，认为这样的自我意识实际上是一种身体意识的形式，（至少部分地）产生自内感作用，即我们监控和检测自主和非理性程序的能力。例如，心率飙升的感觉能够向实体化的有机体提供信息，表明其正处于危险或困难的状况中。
大卫·休谟（1711-1776）。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大卫·休谟（David Hume）不认同笛卡尔的观点。他在仔细地聆听他自己的内心世界之时，宣称发现的不是一个自我，而只是一连串的经验体会。休谟说，我们错误地从这种来自经验的时间川流中推断出了一个潜在实体的存在。用现代观点来解读，便是我们可以感知、认知，感受，以及碰触——但仅此而已。我们无法抗拒地将这一切归因于一个潜在的自我。然而在休谟看来，实体论者的这种解读是笛卡尔哲学中的一个错误。
一些现代哲学家，比如托马斯·梅青格尔（Thomas Metzinger），认同这种“无我”的观点。他们提到了与非西方传统的关联，例如南传佛教中的阿纳托（anatta）或无我的思想。以自我为对象的叙述性理论研究者采纳了一种相类似的解释。他们认为其错误在于，（如果自我成立的话，）由于我们会用到“我（主格）”来讲述一个关于经历的故事，而必定存在一个真正的“我”，独立于我们用来解释和传递一连串经历体会的叙述，且启发叙述。
现今研究神经学的佛教徒、笛卡尔信徒和休谟信徒已遍及全世界，被认作是支持他们理论的功能磁共振扫描图片充斥着幻灯片的屏幕。异常的认知条件，病态的或怎么样的，在这些争论中充当着论据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它们提供了审视自我的机会，但却没有起到“正确”的作用。数据汹涌而来，但共识依然难以达成。然而新兴的与迷幻药有关的神经科学或有助于打开这个僵局。有史以来第一次，科学家们能够借助神经影像扫描仪来可靠地，反复地，稳定地观察到自我意识的分解和重建。
作为预测机器的大脑：认知中的预测处理理论。图源：Pinterest
在我们能够正确地解释这项研究的含义之前，我们需要从认知神经科学中引入两个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是认知捆绑的概念。这指的是各个表征部分通过大脑整合为整体。假如你正站在马路的中间，而一辆巴士正向你开过来，它的颜色、形状和位置被全部记录在了你的视觉皮层的不同区域。为了你的安全，你的大脑需要将正确的部分“结合”成正确的整体——而不会，比如说，将巴士的形状和位置与人行道上骑自行车的人的速度结合起来。幸运的是，大多数时候我们的大脑能够作出正确的处理（尽管试验性研究和病理学表明，它也有出错的时候）。不过它是如何来做到这一点——所谓的“特征捆绑”这个问题——仍悬而未决。
一个可能性的解答来自于认知中的预测处理理论，这是我们需要介绍的第二组原理。这个理论体系的细节部分仍处于激烈的争论之中，尤其是在它的支持者中间。无论如何，概略性地来说，它将大脑看作是一台预测机器，将万物的因果结构模型化，以对未来作出预期。预期值和未来之间的任何偏差，都将被视为大脑的判断有误——原因可能是大脑机制的变化，抑或是通过行为解决这个偏差。
泊车和学习演奏乐器：每一种都牵涉到了一系列的调整举措。图源：Giphy
设想学习演奏一件乐器，或者是在困难环境中停好车辆：每一种都牵涉到了一系列的调整举措，由于大脑记录下了其指令之下的预期值和实际结果之间的不相符。假如你觉察到你进入了一个带有急转弯的停车场，你可能会意识到车舵要比你想象中的更加灵敏，所以下一次的车轮方向要少打一些。人类在他们的活动领域里建立了如此精确的预测模型，以致偏差信号得到了最少化，几乎达到了被消除的程度。
最成功的感知模型创造了一个世界，并用客体对其加以了填充。
“模型”的概念在预测编码上被大量使用。以“模型”为根据，认知科学家们表明了心理表征的存在，它可以整理信息，并让大脑得以从噪音中获取信号。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我们聆听演讲或音乐的方式。传到耳朵里的信号通常是模糊不清和残缺不全的。一台电脑显示器上有冲击着我们耳膜的听觉数据，而一个盯着它看的音响师，会看到可能需要数个月的信号处理来解码的一团杂乱。然而，我们的大脑能够利用它的先验知识，来生成由词语、句子和语调构成的条理性表征。我们能够听到我们的朋友穿过一间拥挤的房间，由于我们能够对信号进行过滤和清理——因为我们备有一个解释说明的汇集预期值库，以用于对我们要面临的数据流作出预期。因此，我们最终体会到的是，我们学会的这种模式是用以应对这种信息的最佳适配，在我们的感性认识产生之前，对其作出了最佳的预测和解释。
一个关于预测编码令人惊奇的结果，是感知几乎成为了一种受到控制的幻觉。我们没有直接地去体验外在世界，对于其间正在发生着的情况，而是经由了我们的头脑的最佳推测。对于古代有关于客观真实的哲学辩论，这意味着什么——这个见解是否称得上合乎情理？这里的议题深奥且复杂，但不必赘言，预测编码体系倚赖这样的观点，外部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世界，一种我们的大脑需要找到一个方式来掌握其动态的世界。正是通过粗略估计这个真实存在的事物的结构（即使我们还不能够认识到它难以理解的真相和本质），我们带有预见性的大脑才能使我们免于被巴士碾压。
现在，归功于外界环境中久而久之形成的统计规律，那些创造了一个世界，并用客体对其进行了填充的模型才是具有预见性的最成功的感知模型，这些客体带有需要去思考与领会的、具体而抽象的特质。这是我们的大脑如何来解决特征捆绑问题的方式。既往的经验教导我们，某些特征的结合相比其他会更加有可能地同时出现——并且，通过将这些特征归属于具有持久性的同一实体，这种预测上的一致性也得到了增强。因此我们看到一辆巴士向我们移动，而不是由支离的形状和颜色构成的一团混乱，其原因就在于大脑利用了一种模型，来确定这样的视觉移动归属于持久性事物，并且作为一个结果而揭示感知结果。
“坏”消息是，你对自我的感知不过是这些粗陋的模型之一而已。换句话说，自我像是一种层滤机，用于过滤你从你整个机体的运作中获得的信号。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接触——真实的，想象的或记忆中的——让我们感觉到冷热悲喜，忧虑或平静，及其每个层次，和介乎于不同感觉之间的组合体验。任何时候我们的头脑遇碰到这样的一股知觉和意识流，它就不可抗拒地将它们归因于引发当前状况的某个潜在实体。
结点用以表示多个不同的脑区域，摄入裸盖菇碱的人的大脑（右）中所显示的连接比正常大脑（左）多很多。图源：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正如颜色和形状的活动，让我们看到了街道上向我们疾驰而来的巴士。当快乐为悲伤所替代，头脑会推断出“某人”（我）必定经受了一次失去。结果是形成了一种属于一个统一实体的模型，这个统一实体能够让我们行动、思考和交互——尤其是与他人——有条理性地和有效地。自我建模完全是一种优选策略，可以让我们把这个世界的某些特性结合起来，以便它们更为容易地被掌握。通过力图将预言性的成功最大化，头脑会不可抵挡地屈从于实体论的引诱。
这种“自我模型”复杂而又多层次。迄今为止，从科学家们的发现来看，它似乎更像是一个具有层级的模型体系，其间的每个层级应对机体运作的不同方面。低层级掌握和维护身体边界的完整性，调节体内平衡以及与世界在感觉运动上的接触。因为包括了诸如记忆、推断和想象等程序的思维片段的存在，这些感受接着和产生了“自我属性”意识的更高层级认知相融合。最后于最高层级，我们可以运用“我”叙述法来表明如此的事实，经历体会是跨越了这种层级并假以时间而被整合和连结在了一起。
电影《国王的演讲》剧照。图源：Fanpop
举个例子，在进行一项重要表演之前的时刻，你的心跳可能会加速，或者你可能会觉得心神不宁。这会带来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于这种处境的意识：危险即将来临！依次地，这种意识又会唤发这样的思考：“我最好不要像上次一样结结巴巴；我给这群人留下了印象，这真的是要紧；我还能不能真的擅长于此？”这些思考将当前的片段，和这个“同一”实体在以往和将来可能会有的体验关联了起来。循层级向上和向下的信息流合为一体，通过被归属——或“连结”成——一个单一的首要的被称作为“我”的实体。
关于大脑符合具有层级性的自我模型活动模式，现在已有相当多的依据支持。这些神经关联在某些脑回路里得到了实现，尤其是在突显网路和缺省模式网路中。突显网路能够让我们意识到由与世俗接触触发的身体状况的重要性。就像我们讨论过的一样，机体不停地在接受信息的冲击，但最终只有一小部分与机体的目标和兴趣存在关联。突显网路让我们得以甄别网路环境中具有重要性和意义的内容。
与此同时，缺省模式网路引发了诸如记忆、想象、计划和决策等自传式思维的片段。简单说，缺省模式网路会频繁地关联到叙述性自我，而突显网络与一个更加具体化和最小化的自我及其情感状态有所关联。
图源：A Plus
这样的背景情况如何来解释迷幻药的治疗效用？如同我们已经了解到的一样，自我模型是集成化的一组预测——且这些预测中许多会随着一生的经历而得到强化，能令我们深度地压抑和痛苦。一个带有社交焦虑的人會预期和体会到这个世界的不友善和不可控制，因为她感觉容易受到伤害并且无法应对。产生了这些感受的自我模型，放大了她社交世界里的困境。相类似地，心怀沮丧的人过早地考虑和追忆失败与痛苦，并且将其归咎于他们自身的不足。他们的自我模型令积极体验的获得变得困难，并且往往在一种消极的恶性循环里对模型自身产生影响。由于我们的大脑无时无刻不在试图预测接下来的事情，和试图降低发生错误的可能性，我们对于我们自身的期望趋向于自我实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理论上地，我们应当能够重新改造我们的自我模型的结构，以此对我们整理和理解经历体会的方式作出改变。问题在于，我们的自我模型运作方式颇像我们眼睛的晶状体。我们用它们和通过它们来看见东西，但几乎不可能看到晶状体本身，以及真正地理解它们是如何对接近我们的信号产生影响，更不必说在它们起不到帮助作用的情况下把它们拿下来。
概括来说，头脑呈递给我们的是影像形式的成品，而非建模过程本身。自我亦是如此：无论好与坏，它给我们的感觉是统一的实体，而不是掌握和预测我们对于现时状况作出机体响应的，复杂且不确定的层级化模型。
这是为何例如抑郁或焦虑这样的精神疾病会难以摆脱，个中原因的一个重要部分。对人而言，以另一种方式获得存在于天地万物之间的机会几乎为零。他或许理性地知道某些经历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并且还有其益处，但他无法真正地认同那些替代性的自我。他看不见的自我模型构造坚固，消极地解析着这个世界，并让她产生如前所述的感觉。此外，人们往往会有一种合乎情理的怀疑，怀疑接受不同形式的治疗会在某个根本性的方面改变他们的属性。他们会捍卫那个熟悉的自我，甚至在它给他们带来痛苦的时候。
此时就是迷幻药的出现之时。这些药物对于适应不良的自我模型来说，起到了搅局作用，因为它们对被视为自我意识起源的神经机制造成了影响。在自我消解正要发生之时，似乎出现了两件事情。一是自我模型的完整性被削弱。二是我们不再想当然地认为，我们的经历体会必须由那种模型来作出解释。
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图源：Los Angeles Times
第一点简明地意味着自我作为这个世界过滤器的作用逐渐弱化。作为我们了解自身经历需要凭靠的组件，它正变得“松散”。这一点解释了这个世界上迷幻药使用者们的传述，关于个性丧失，以及他们极端的同化模式。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知觉之门》（The Doors of Perception）一书中有过著名的描述，描述了他服用了致幻剂麦斯卡林之后的体验：“我现在不是在看着一瓶与众不同的插花，我看到了亚当在他被创造出来的那天早上看到的景象——每时每刻都有事物在以毫无掩饰地方式出现这样的奇迹。”
自我本身的存在，并非以一个持久性实体的形式，而是以一种基本的认知方法的形式。
第二个结果更加微妙。迷幻药能够就我们自己主观性其背后的变化过程，给我们以启发。这个结果涉及到这种启发的方式。在自我瓦解但随之又重新构建之时，自我模型的作用似乎又有别于它的处理程序。没错，这提供了心理上的一种暂缓——不过更重要的是，有与没有自我时所看到的世界，其间存在着差异，它引起了对于这种差异性的注意。对于一个焦虑或抑郁的人而言，迷幻药令正确评价自我模型的媒介和表征作用成为了可能。自我消解提供了鲜明的体验证明，不仅情况可能会有所不同，而且决定经历体会的自我，也不过是一个试探性的，而非不可改变的事物。
出于关于哲学和神经科学上有关自我争议的存在，迷幻药揭示了什么？对我们来说似乎显而易见的是，如同某些理论研究者提出的，自我不仅仅是一个叙述性假定。它在知觉和情感处理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也并非像其他人宣称的那样，这就意味着自我模型具有正确的属性，够格称得上是一种笛卡尔式自我。它可能会运行一些正确的功能，但它不是正确的实体类型。自我模型在认知处理中起到了一种必要的解释作用——但自我本身并不存在，起码不是以某种持久的，实体的“精神存在”形式。最好把它看作是一种基本的认知方法，一种在进化过程中得到了发展的方法。如同科学记者詹姆斯·金士兰（James Kingsland）在《悉达多的大脑》（Siddhartha’s Brain ）一书中的表述：“难以回避这个结论，我们已进化成了一个把自己太当回事儿的傻缺。”
自我是一个模型而非一件事物，并不意味着它完全不稳定和变幻莫测。它从产生开始构建历经几十年。尤其在低层次上，由自我模型负责连结起来的认知程序——知觉、内感受、基础的调节机制——并非具有特别的灵活性。这就是为什么混乱的进化环境如此具有破坏性的原因。不仅仅是它们显而易见地处于压力之下，而且在头脑的形成时期，它也没有稳定的体验模式来作为基础形成自我模型。
因此作出改变依然会相当困难。试图不要听到用你的母语进行的演讲——这几乎没有可能。最好去学习另一种语言，付诸以这么去做所必须的所有努力，而不是试着去暂时性地“忘记”你自己的语言。对待自我同样如此。迷幻药能够短暂地以声音形式让你听到你的个人主观性语言，并无他意。你是否想要学习自我人格的另外一种语言，在于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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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作者：
菲利普·格伦斯（Philip Gerrans）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他的最新著作是《疯狂的量度：心灵哲学、认知神经科学和妄想思维》（The Measure of Madness: Philosophy of Mi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and Delusional Thought ）一书。克里斯·利西比（Chris Letheby）是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一位哲学助教，他撰写了有关致幻药物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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